高某某等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关键词

共同犯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明知”把握

裁判要点

1.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情况下,才能认定当事人构成相应的犯罪;

2.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不可替代作用的,宜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主犯;

3.行为人只要达到“明知可能是赃物”的程度,即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明知是犯罪所得”。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三百一十二条。

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被告人李某某作为GOY市入江水道管理处工作人员,在明知SBO湖为禁渔期,被告人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等人在禁捕期内要过SBO湖XX水闸去SBO湖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情况下,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开闸,每次收取过闸费600元。被告人王某某在明知被告人高某某向其出售的13300余斤鲤鱼是在禁渔期内在GOY湖、SBO湖内非法捕捞的情况下仍以4元至4.6元不等的价格予以收购,收购价至少53000余元。

其中GOY市入江水道管理处2018年12月3日会议记录记载:“地点:ZT船闸;人员吴某某、李某某等6人;1、由于船闸没有移交,ZT船闸不允许私自开关闸;2、如果确有需要通行的,必须提前报告管理处领导,经同意后,按规定收取过闸费,并放行通过,闸费上缴财政;3、不允许一个人操作船闸,杜绝私放,必须有二人或二人以上……”2019年2月11日,被告人李某某将其收取的案涉3000元交至GOY市入江水道管理处账户。

裁判结果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被告人王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被告人李某某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GOY市公安局自被告人王某某处扣押的鲤鱼2377公斤、鲫鱼85公斤,合计2462公斤,由GOY市公安局依法处理。宣判后,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被告人李某某实际参与的犯罪事实应当为四起的问题。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被告人李某某在第一次开闸放行时即明知被告人陈某某等人进湖捕鱼,但在第一次开闸放行后,李某某作为多年与渔民打交道的ZT闸工作人员,完全可以从高某某的身份、陈某某等人驾驶的快艇、夜间进出闸的行为等多方面综合判断出被告人陈某某等人系进SBO湖非法捕鱼,故应当认定从第二次开闸时起,李某某应当知道被告人陈某某等在禁渔期进入SBO湖系非法捕鱼,其从此时起与高某某、陈某某等七人构成共同犯罪,参与作案可以认定为四起。

关于被告人王某某主观上是否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的问题。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主观认识的一个内容,即只要认识到作为法律评价基础的事实即可认为行为人认识到相关的法律要素。本案中,虽然尚无证据表明被告人王某某能认识到捕鱼的方式为电鱼,但其能够认识到在GOY湖禁渔期、捕鱼的数量等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基础评价事实,且其在GOY湖相关码头收购的渔获物每次都超过500公斤,可以认定其知道向高某某等人收购的五次捕获的渔获物均为犯罪所得。

案例注解:

本案系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共同犯罪案件,相较于一般案件,存在三大难点:一是本案能否认定李某某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二是李某某在非法捕捞水产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对王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时的“明知”应如何把握?

一、对被告人李某某能否以滥用职权罪进行处罚?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由此,其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一是行为主体必须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存在滥用职权行为;三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四是主观上持故意态度。对照构成要件,不宜对李某某以滥用职权罪进行处罚。主要思路如下:

(一)李某某的身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对渎职罪主体进行界定。本案中,GOY市入江水道管理处隶属于GOY市水利局,系GOY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李某某虽是GOY市入江水道管理处编制外人员,但其所从事的ZT闸巡查、维护、养护和开关闸工作属于水利局这一国家机关的公务工作范畴,故应认定其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

(二)李某某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滥用职权的行为方式一般为两种:一是逾越职务权限范围实施相关行为;二是不正当地行使职权范围内权力。本案中,GOY市入江水道管理处要求:开闸时必须工作人员二人到场,渔船过闸时先向单位汇报,单位同意才可开闸放行,收取的通行费需在单位开闸记录簿上记录并打入单位财政专用账户,收费标准为30元一条渔船。李某某作为负责ZT闸工作人员,在禁渔期的夜间,未向单位汇报的情况下,一人独自为渔民开闸,并每次收取600元过闸费,明显超越了职权范围,属于滥用职权。

(三)李某某主观状态为故意。滥用职权罪属于故意犯罪。本案中,从GOY市入江水道管理处的各项规定可以推断李某某是明知其违规开闸行为会侵害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但其却依旧违规实施开闸行为,对结果的发生持故意态度。

(四)李某某的滥用职权是否造成重大损失证据不足。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八条分别对滥用职权造成的“重大损失”及“经济损失”进行规定。本案中的损失主要有二,一是30万元以上的经济损失,二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本案系非法捕捞水产品,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亦未对陈某某等人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损失进行侦查,公诉机关亦未指控李某某的行为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30万元以上的经济损失”。故难以认定李某某滥用职权行为造成重大损失。

(五)侦查机关尚未对李某某滥用职权行为启动侦查程序。2018年3月20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将原先由人民检察院行使的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转隶至监察委员会,但法院在受理该案时,GOY监察委并未启动对李某某滥用职权行为的侦查工作。审理中,法院将李某某涉嫌滥用职权的线索移送至GOY市监察委员会,但未获回音。鉴于此,公诉机关亦表示不指控李某某构成滥用职权罪。

综上,虽然李某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且主观状态为故意,但由于难以认定其造成“重大损失”且公诉机关并不指控李某某构成滥用职权罪,根据司法的被动型原则,不宜以滥用职权罪对李某某进行处罚。

    二、李某某在非法捕捞水产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案中,对李某某在非法捕捞水产品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某既不是本案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犯意的提出者,也没有提供实施非法捕捞工具,没有参与具体的非法捕捞行为,更没有参与分配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违法获利,高某某通知其开闸时他才开闸,其在共同犯罪中处于次要、从属地位,在非法捕捞水产品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应当认定其为从犯。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某虽然没有实施上述行为,但陈某某等人在SBO湖4次非法电捕鱼获得8000余斤渔获物,而从GOY湖前往SBO湖李某某所在的ZT闸是必经之地,如果没有李某某的违规开闸,陈某某等人在SBO湖的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为就不可能得逞,应当认定其为非法捕捞共同犯罪的主犯。

本案判决时最终采用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一)区分非法捕捞水产品主从犯的主要因素。在共同犯罪中,对各行为人区分主从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罚当其罪,因此对主从犯的区分应当遵循“尽量分、不强分”原则。难以区分的,就不强分,对于能够区分主从犯的,可以根据行为人各自的情节进行区分。一般而言,区分非法捕捞水产品共同犯罪主从犯,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是否为组织、策划、指挥者。非法捕捞水产品共同犯罪中组织、策划、指挥他人实施犯罪的人,无论其有没有具体实施非法捕捞行为,一般均认定为主犯。二是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及作用。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与犯罪结果之间关联性越大的,认定主犯可能性越大,或者没有具体分工的,所起的作用越大,认定主犯可能性越大。三是参加实施共同犯罪的次数。一般参加次数越少,认定为从犯可能性越大,反之,参加次数越多,则认定为主犯的可能性越大。

(二)李某某的开闸行为决定陈某某等人能否进入SBO湖进行非法捕捞。虽然李某某不能决定何时开闸,但是从GOY湖到SBO湖ZT闸是唯一通道,如果李某某不开闸,则陈某某等被告人不可能进入到SBO湖进行非法捕捞,所以虽然李某某的分工在共同犯罪中看似处于从属地位,但其行为所起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

(三)李某某违规开闸行为导致的犯罪后果在全案中占比较大。从全案看,陈某某等人在GOY湖非法电捕鱼3次,每次渔获物200余斤,在SBO湖非法电捕鱼4次,每次渔获物2000余斤,在SBO湖非法捕捞4次的渔获物在全案中占有绝对比重,由此的渔业资源损失明显高于在GOY湖非法捕捞行为。

三、对王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时的“明知”应如何把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掩饰、隐瞒的是犯罪所得,这也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

本案中,王某某在GOY湖禁渔期间的凌晨多次到GOY湖边从渔民陈某某等人的快艇上大量收购鲤鱼,但其并不知晓陈某某等人非法捕捞的方法为电捕鱼,此时其是否属于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电捕鱼作为本案上游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的重要构成要素,王某某在不知晓的情况下其收购行为不属于“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某作为一名鱼贩,其只要认识到禁渔期、渔民、快艇等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具有密切关系的事项,认识到可能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所得,其就属于“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本案判决时采用了第二种观点。对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时的“明知”应当包括明知肯定是赃物和明知可能是赃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根据该条规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推断出王某某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时系“明知”状况:一是从季节上看,几次收购均在春节前,王某某知晓此时为SBO湖禁渔期;二是从时间上看,每次收购均是凌晨,并不属于正常渔业作业时间;三是从地点上看,GOY湖已经禁捕,但其仍从GOY湖边码头的快艇上直接收购;四是从赃物本身看,其收购的正是鱼类,且知晓每一次收购的渔获物数量为2000公斤及以上;五是从身份上看,其系长期从事鱼类贩卖工作的鱼贩,且其收购的渔获物一向为从直接捕鱼的渔民处收购。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推断出王某某在收购时,至少是处于明知其所收购的渔获物可能是赃物的状态。

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即便其不知晓陈某某等人采用电捕鱼的方法,但其最起码是明知陈某某等人在禁渔期每次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符合关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立案追诉的规定,可以认定王某某“明知”向陈某某等人收购的四次捕获的渔获物均为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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