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关键词

人工驯养繁殖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裁判要点

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受刑法保护,非法收购的,应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论处。非法收购CITES公约附录一、二所列的非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物,在司法解释附表中没有同属或同科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应认定为一般情形进行量刑。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为饲养新奇宠物,在未依法取得国家相关许可证件的情况下,通过微信向他人购买驯养繁殖的鳄鱼2只,后自行饲养。经鉴定,该2只鳄鱼均为暹罗鳄,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案发后,被告人李某自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海安市公安局自被告人李某处扣押其主动上交的暹罗鳄2只,现寄养于海安市滨海新区川港路68号中洋河豚庄园。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暹罗鳄为鳄目鳄科,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附表中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鳄目鼍科)为同目不同科;该附表中没有与暹罗鳄同科或同属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裁判结果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苏0682刑初97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公安机关扣押的暹罗鳄二只,予以没收,依法处理。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李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暹罗鳄,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李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综合被告人李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可以对其适用缓刑。

案例注解:

本案是涉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案件,此类案件易引发舆论关注及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二点:一是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否应当受到刑法保护?二是此类犯罪如何量刑?本案中亦面临这两个问题。具体而言,一是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否可以成为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二是非法收购CITES公约中的保护动物的量刑情节如何认定?

一、非法收购人工驯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依法应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论处

本案中,李某通过网络向他人购买的2只暹罗鳄属于人工驯养繁殖的物种。虽然李某及辩护人并未以此为由作无罪辩护,但司法实践中及学术界对于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否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争议颇多。

第一种意见认为,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与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在保护力度和保护方式上应当有所区别,前者不在本罪的保护范围之内。人工驯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在数量可以大幅度繁衍,从而不具有稀缺性,故没有绝对禁止猎捕和利用的必要,对其进行经营利用也未对生态法益造成侵害。相反,适度挖掘其经济价值,是符合“合理利用”的目的的。对于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即可实现规制,无需通过刑罚的方式处理。也就是说,没有履行相应审批程序收购、出售人工驯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仅具有行政违法性,而无刑事违法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暹罗鳄已被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批)》,说明相关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且案涉暹罗鳄是驯养繁殖的物种。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案涉暹罗鳄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凭专用标识是可以贸易的。被告人未取得相关许可证即购买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暹罗鳄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一,虽是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物种,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同样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受到刑法保护。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人工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依法亦应构成犯罪。但在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经研究,本案采纳了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非法收购人工驯养繁殖的暹罗鳄的行为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主要理由如下:

1.案涉暹罗鳄属于刑法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应当适用的办案依据。《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CITES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本案所涉暹罗鳄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一,虽是人工驯养繁殖的物种,但根据该解释的规定,仍然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2.CITES公约附录一、二中的野生动物,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受我国法律保护。早在1993年,林业部即发布《关于核准部分濒危野生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通知》,将《公约》附录一和附录二所列非原产于我国的所有野生动物,分别核准为国家一级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201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林业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的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价值核定问题的通知》对此亦进行了明确。我国作为CITES公约缔约国,有责任对案涉被列入公约附录一中的暹罗鳄进行保护。

3.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野生动物,仍需依法管理、贸易。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列入人工繁育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可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凭专用标识出售和利用,保证可追溯。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进行调整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野生动物的人工种群,不再列入保护名录,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但仍应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和专用标识。理解该规定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并不必然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删除,而是需要根据有关野外种群保护等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核论证,确保该物种人工养殖种群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调整出去后不会对其野外种群的保护与恢复造成影响。二是,即使人工养殖种群不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其人工养殖个体及其制品也应依法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和专用标识,以保证其人工繁育、出售、收购等行为规范。

具体到本案,一方面,尽管暹罗鳄被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批)》,但公告中同时注明,暹罗鳄为境外引进、依法按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因此,尽管暹罗鳄已被列入上述名录,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及CITES公约均未将其调整出去。在此情况下,仍然必须按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管理规范对其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商业交易的范围仅限于具有专用标识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即使是人工繁育的物种,出售方仍然有义务在取得相关许可的情况下,在其被核准的数量内,凭专用标识出售,同时需要审核购买方有无相关许可资质。本案中,李某未取得相关许可,明知暹罗鳄受国家法律保护,不能随意买卖,仍通过网络购买;出售方则通过层层转售的形式出售,并未依法核实购买者是否具备相关许可,更未凭专用标识出售,导致难以追溯,无法认定暹罗鳄的来源合法,实际侵害了国家对野生动物的监管秩序,造成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风险。

4.人工驯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亦会引发公共风险。即使是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非法引种、出售等行为亦有可能带来疫病和外来物种入侵等风险,可能导致许多人工驯养甚至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流入市场,造成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不科学、不规范的养殖也会严重影响动物福利。

二、非法收购CITES公约附录一、二所列的非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物,但在司法解释附表中没有同属或者同科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应当认定为一般情形进行量刑

本案中,暹罗鳄为鳄目鳄科,被列入公约附录一。《解释》附表中没有与暹罗鳄同科或同属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仅有与其同目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鳄目鼍科)。在此情形下,是否可以参照与其同“目”的扬子鳄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执行?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林业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的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价值核定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规定,CITES附录Ⅰ、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参照与其同属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没有与其同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参照与其同科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没有与其同科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参照与其同目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同类制品价值标准核定。既然《解释》附表中没有与暹罗鳄同科或同属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可以参照上述规定,参照与其同“目”的扬子鳄的情节认定标准执行,2只即构成情节特别严重。如不按照该标准执行,可能会导致部分公约附录Ⅱ中的物种因为参照与其同属或同科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而达到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保护力度会明显大于公约附录Ⅰ中的没有同属或同科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认定标准可供参照的物种,进而与公约的精神相悖,也会带来个案之间的量刑不均衡。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属于一般情形,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案涉暹罗鳄虽然被列入公约附录Ⅰ,但在《解释》附表所列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并没有相应的同科或同属的物种,缺少《解释》第十条规定的可供参照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因此,应当认定为一般情形,不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上述不同的主张,反映了对刑法解释方法等问题的不同认识。上述第一种意见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通知》是针对CITES附录Ⅰ、附录Ⅱ所列的陆生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认定标准作出的规定,涉及的罪名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该罪主要依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认定量刑情节。而本案涉及的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数量来认定量刑情节。二者在入罪标准、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上均有所不同,应该严格依照《解释》的规定进行认定,不得随意参照。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被列入CITES附录Ⅰ、附录Ⅱ的非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物,在《解释》列表中没有同属或者同科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即没有可供参照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得类比参照与其同“目”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执行,应认定为一般情形。

考虑到本案中,李某非法收购2只暹罗鳄后,均自行饲养,并未伤害;且非法收购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与非法收购来自野外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李某亦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将2只暹罗鳄上交,有真诚悔罪表现,未造成暹罗鳄死亡等严重后果。综合上述因素,可对李某适用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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